《论语》讲座稿231《宪问》045（2020.01.1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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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宪问》总述（一）：
【1】为政之人，必先知耻。若欲为政，必先自正。人生在世，所处之邦国未必皆有道，有道则正道可行，无道则虽正而难行于其邦国。既可行道，则可以出仕而领受俸禄，非惟领受俸禄也，而是为能行道也；道不可行而领受俸禄，非惟自取其辱，且或助纣为虐矣。
为政于世俗，人事错综复杂，物类万象纷呈，是故，或因事因物而生情生欲，生怨生恨，倘若克制其情其欲，忍耐其怨其恨，固然难能可贵，然而，终究如流水无源、树木无本，纵然其有如仁之言行，而终究算不得是仁。何也？仁必发乎性，非惟有意而力行。
有意学习圣贤君子之道者，谓之士。倘若其心之所怀藏者在于一己之悠闲安居，或功成名就，或远离人世，则非惟其仁心不存，且恻隐之心亦不足以呈现于言行，如此则唯小人而已，岂足以谓之士哉！不诚己之意，不正己之心，是无修身之本者也。
所在之邦国是否有道，非我所能择定，然而，我之言行当因邦国是否有道而不同。无论邦国是否有道，我之所行不违道义、不背心性、谨慎端庄；我之所言，邦国有道则遵道义、顺心性而正言之，邦国无道则须谨慎委婉而言之，乃至但正我之行而不必言之。
【2】德与言，所重在德；若既有德，则当言而必有言，且其言心口一致；世上有言者多矣，然而，有大德之言，有小德之言，有无德之言；无德之言或虚伪、或奸诈、或邪恶，小德之言或不足、或偏颇、或失误，是故，君子须以立德为本，不宜有意立言。
仁与勇，所重在仁。仁者，其性主导其心，其心主导其身，当仁不让，见义勇为，是故，仁者必有勇，其勇由内而外，而非受外事外物所役使、撼动。世上之勇者多矣，若是因私情私欲而动其身心，或因名利得失而动其身心，则其勇非由心性而发，乃至或有不仁之举。
羿之善射，技术之精者也；奡之荡舟，力气之大者也。若其德明而大，则其技术之精、力气之大，可以辅成其德；但因其德不足，而仗恃其技术或力气，则其技术之精、力气之大，反而使其身遭殃，犹如恶人持利器杀人而终有恶贯满盈之日。
大禹治水，以其德而建功，其功德利及天下庶民；后稷稼穑，以其德而成事，其事功惠及天下庶民。大禹治水之时，艰险何其多？后稷稼穑之日，辛劳必不少。其功德利及天下，其事功惠及天下，则上合天心而下得民心，是故，大禹受命而王，后稷至于文王受命而王。
若能知此道理者，可谓君子矣；能如此尚德者，则可谓日渐臻于仁义者矣。德无违于天地者，君子也；德合于天地者，贤人也；德同于天地者，圣人也。君子之德虽无违于天地，然而，其功德、事功终有所不及、不周，故其言行或有不仁者，不宜以圣贤责备之。
为何“未有小人而仁者也”？小人者，虽生而既有恻隐之心、辞让之心、羞恶之心、是非之心之四端，然而，不知充之实之，旁观议论或有四端呈现之时，得失利害涉其身则“利欲熏心”而四端蒙尘受蔽，或许能不至于邪恶，而终非趋近仁义之途，岂能有仁哉？
【3】父母爱其子，非使之好逸恶劳，而须使之担其责、知其义、行其事，虽劳苦而不辞，否则便是溺爱而害之。为政之君臣爱其民，亦然。君臣以其心性之德治民，天于生人之时已赋予人性命，则君臣非惟须敬天保民，且须以圣贤君子之道教之而解民之愚昧。
君臣之为政，以教为主，以政为辅。教化既行，政令须慎。政令关乎庶民生计，故须任贤能而制订颁行。若有政策命令，则其文字须先有草创者、考校者、修饰者、润色者，以期既正且善、无偏无失、不遗不漏，以免因毫厘之差导致千里之谬。
君主之臣，以宰相为大；宰相之德，关乎邦国之人民。所任宰相如子产者，虽不能明道，却能惠及其民；所任如子西者，非惟不能尊圣贤君子，且疑斥圣贤君子，非君民之福；所任如管仲者，虽能使其臣民无怨，能成就霸主事业，却不能导其君行王道、教其民知礼义。
世之人，无不欲富足安乐；治国者，无不欲富国强兵。然而，富足安乐并非必得，富国强兵并非必然。善于为人者，惟有修其德而知其命，方能贫而无怨、富而无骄；治国者，其于天下各国，当能贫而无怨、富而无骄；其于其国民，当教而使之贫而无怨、富而不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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