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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》讲座稿216《宪问》030(2019.09.03)

2020-08-04   作者:   来源:   点击:  

《论语》讲座稿216《宪问》030(2019.09.0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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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31子曰“不患人之不己知,患其不能也。”

“患”者,心有其事,忧其成败得失,挥之不去,因而心神不安。经典之中,凡言“己”者,皆侧重于“心”。“不己知”,亦即“不知我心”。人之言行虽同,而人之发心未必相同。譬如,其心或为谋利,或为仁心,然而,他人未必能辨明。

惟圣人足以知圣人之发心,惟贤人足以知贤人之发心,惟君子足以知君子之发心。《诗》曰:“知我者谓我心忧,不知我者谓我何求。”俗有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”一言。“小人喻于利”,于圣贤君子之言行,亦皆以其利害而度之。是故,有能“知己”,亦有不能者。

夫子有言:“知我者,其天乎。”谚有“人在做,天在看”之语。圣贤君子之言行,固然期望人能知其发心,然而,其言行非为媚天,非为媚俗,但发乎正心善性而已。人能知之,固然如此;人虽不知,依然如此。夫子为言“君子”,此乃人所应当,君子尤当如此。

“不患人之不己知”者,莫将他人是否“知己”横亘于心、念念不忘,更不易唯恐他人不能“知己”。《道德经》曰:“上德不德,是以有德;下德不失德,是以无德。”俗语曰:“有意为善,虽善不奖;无心为恶,虽恶不罚。”

“患其不能也”,为何用“其”而不用“己”?为人、为官、为臣、为君、为政,皆当如此,故用“其”字,而不用“己”字。由为政而言,不外乎政教。政教之制订与颁行,既发乎正心善性,则不违道义,虽臣民有一时不知其用心者,亦不必患之。

所当引以为患者,惟有自身之心是否正,自身之性是否善。倘若不能修心养性,则其言行、政教虽自以为正善,而未必正善;虽臣民无不拥戴称赞,而未必无后患;虽臣民因此而获利乐,而或有误国误民之忧。君子所患惟在其己,而不在人、不在外。

14.32子曰∶“不逆诈,不亿不信,抑亦先觉者,是贤乎?”

【1】何谓“逆诈”?朱子曰:“逆,未至而迎之也。诈,谓人欺己。”据此,“不逆诈”者,不可事先即认定其人便是欺骗我者。纵然其人乃是诈骗犯,但亦只是以往尝有诈骗之行为,不宜因此而存成见,便认定其人此事此后之言行无非诈骗。

何谓“不亿不信”?朱子曰:“。亿,未见而意之也。不信,谓人疑己。”据此,“不亿不信”者,尚未见其人,尚未行其事,便自以为他人对己怀疑、不信任,不可如此也。“逆诈”是不信他人,“亿不信”是不自信。不自信者,必畏首畏尾,难有持守,难有担当。

何以先言“不逆诈”,而后言“不亿不信”?倘若“逆诈”,则非惟拒人于千里之外,阻断其人改过自新之路,且等同于永弃其人,是不仁,且无恻隐之心矣。为政者、从政者,若先有鄙视、怀疑庶民之心,则岂能仁民、爱民?必有镇压、制伏或欺诈之意矣。

“不逆诈”者,虽能不事先怀疑他人,然而不足以谓之仁义,只是不违仁义而已;“不亿不信”者,虽能不臆想他人怀疑之,然而亦不足以谓之定静而自信,只是不再妄自菲薄、不再气馁而已。合而言之,既不“逆诈”,亦不“亿不信”,是不悖于“诚”也。

【2】俗谚曰:“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。”倘若“不逆诈,不亿不信”,固然可谓“无害人之心”,然而,岂非亦“无防人之心”乎?是故,“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”,乃是俗谚,世俗如此亦可嘉尚,而君子并非无防,而不以防为要。何也?

重重险关、金城汤池,未必能保城卫国;锁钥众多,垣墙高厚,未必能阻挡盗贼侵入。治国平天下者,若“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”,是以政令为关口,以刑罚为险碍,视庶民如敌寇,无仁义之自信,而惟以诈伪、刑杀以为防,国岂能治?不衰亡亦可谓侥幸。

人之“诚”也,源于“性”之真,发乎言行而不自欺其心而已,并非愚蠢,亦非毫不设防。如朱子引杨氏所言者:“若夫不逆不亿而卒为小人所罔焉,斯亦不足观也已。”其人用诈而我不知,则何如?孟子曰:“君子可欺以其方,难罔以非其道。”

是故,夫子于“不逆诈,不亿不信”之后,再言“抑亦先觉”。朱子曰:“抑,反语辞。”意谓“我不逆诈,我不亿不信,然而人有诈我者,有我不能自信者”。如此则当如何?能“先觉”亦可。“先觉”者,非预先察觉,而于其事既生,早自察觉其诈与不信也。

人之居心,“不逆诈,不亿不信”,然后有所可取。至若有诈与不信而能早自察觉,则何如?夫子曰“是贤乎”,究竟是以此为贤,抑或为不贤?此所谓贤,是“从善之贤”,而非“遵道之贤”。譬如“贤妻”之贤,是“从善”也;“贤君贤臣”之贤,是“从道”也。

为政者、从政者,其于臣民,应当“不逆诈,不亿不信”,且能“先觉”,则可谓“从善之贤”,而未及乎“从道之贤”。是故,“从善之贤”,亦可谓之“贤”矣,然而,以其未及“从道之贤”,故而只是勉强可以谓之“贤”而已。君子必有诚,且能明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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