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群友，晚上好！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的讲座，增加“蓝雪会客室群”，“儒教教友群”也应群主邀请恢复讲座。欢迎新老朋友来一起学习经典。
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《邶风·击鼓》一篇。说明一下：每次讲座，会在中间和最后各安排十分钟的问答时间；希望讲座开始之后，不到问答时间不要提问题。
因为本讲座同时在十六七个群中同时直播，回答问题的时候，未必能及时，可能有的提问没有来得及回答。所有回答，都是仅供参考。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诗序和诗歌的原文。
诗序：《击鼓》，怨州吁也。卫州吁用兵暴乱，使公孙文仲将（匠）而平陈与宋，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。
原文：◎击鼓其镗，踊跃用兵。土国城漕，我独南行。◎从孙子仲，平陈与宋。不我以归，忧心有忡。◎爰居爰处，爰丧其马。于以求之，于林之下。◎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◎于嗟阔兮，不我活兮。于嗟洵兮，不我信兮。
一、题解诗序讲解：
诗序：《击鼓》，怨州吁也。卫州吁用兵暴乱，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，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。
【1】州吁弑君而夺位，尚属朝廷之内争。州吁兴兵而尚武，祸及国人怨无穷。
自从我们学习《邶风》以来，除了第一篇《柏舟》与卫庄姜无关之外，接下来的《绿衣》、《燕燕》、《日月》、《终风》都是写卫庄姜之贤。
卫庄公虽然“君不像君”，州吁虽然“子不像子”，然而卫庄姜却以礼自守，守“国夫人”之礼，持自身节操。
《柏舟》所写的，是君子忠贞谏诤之德；后面几篇所写的，是卫庄姜尽礼守贞之节。这都是《诗经》所谓的“诗言志”，就是我们应该“见贤思齐”之贤，就是我们所应立之志。
此诗转而写州吁，但是，所写的是从“国人”角度“怨其勇而无礼”，并非意在揭露和批判州吁的暴乱无道。
我们今天学习此诗，与其说是要了解州吁给当时的庶民带来的灾难，不如说是为了避免我们今天历史的重演、悲剧的再次发生。
此诗为什么题为“击鼓”？鼓，本来是鼓励将士冲锋陷、奋勇杀敌的，可是，作者在这里要说的，却是要否定“击鼓”。
为何要否定“击鼓”？无外乎为了否定“穷兵黩武”的战争。因为国土是用来安民的，不是用来杀民的；因为国君是应该保民的，不应该是让庶民在战争中死伤的。
结合“怨”字来说，这里的“击鼓”，就是想死催国人进入死伤之地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“鼓声”犹如敲响了“丧钟”。
当州吁为了一己之私而把国人限于死伤之地的时候，也可以说就是州吁为自己敲响“丧钟”的时候。
“兵”字是两只手拿着斧子的样子，从斧子的角度来说可以指兵器，从两只手的角度来说可以指战士，从两手拿斧子的角度来说可以指战争。手拿斧子可以砍柴，也可以打仗。
砍柴只要按时而不贪，就不会伤害花草树木。打仗，如果是为了保家卫国、除暴安民，那是无可奈何之事；
如果是为了私心私利而发动战争，甚至是侵略战争，那么，打仗不是被杀就是杀人，而且杀人者与被杀者都是活生生的人，所以，《道德经》中说：“佳兵不祥”。
战争会导致士兵死亡，如果说“战争还能不死人吗？”这种说法意味着失去了仁心。有仁心者，因此即使万不得已，也不愿意用兵。
我们常常会怜悯同情那些战死的人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可是，那些在战争中造成身体伤残的伤兵，他们因此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，究竟是幸还是不幸？
我们常常怜悯同情“我方”的死伤之人，而对“敌方”的死伤却不放在心上，甚至感到痛快淋漓。当然，这也是人之常情，可以理解，可是，这样也不算达到“仁”的程度。
更何况战争导致的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，战争所导致的父母失去子女、妻子失去丈夫、儿女失去父亲，恐怕是永远无法统计出来的。
有仁心，并非放弃反侵略战争。出于仁心，为人民而不得不战，但求降服而不求多杀伤，则可谓“仁义之师”。
孟子说：“梁惠王以土地之故，糜烂其民而战之，大败；将复之，恐不能胜，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；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。”
梁惠王当初不行仁政，不能得民心，等到外国来侵犯的时候，驱使庶民为保卫他的疆土而战。“大败”二字，写来简单，可是，其中有多少人为此而死去？
在此情况下，梁惠王仍然不时想要行仁政，而只是想要报仇，想要夺回失去的土地，仍然是驱使庶民为他而战，甚至不惜让所爱的子弟为此而死。
梁惠王所爱的，貌似是他的子弟，实际上却是他的土地。因为他为了他的土地而不爱他的子弟，所以，孟子称之为“不仁”。
先有仁政，然后在臣民受到侵犯者威胁之时，尚可抗战。若无仁政，而只为保疆土而战，便是“不仁”。至于为了拓土开疆而战，就更加不仁了。
这首诗所写到的内容，是州吁在弑君篡位之后的所作所为。如果说弑君还是卫国朝廷内部的事情，那么，这里所说的战争，则已经关系到庶民的死生之事了。
这里说说的州吁所发动的战争，是什么样的战争呢？我们下面就要说说这个问题，因为这是直接关系到此诗为何“怨州吁”的问题。
【2】州吁弑君篡位后，卫国国人怨恨兴。为转国人之视线，巴结他国动刀兵。
这首《击鼓》，所写的“卫州吁用兵暴乱”，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战争呢？这就需要从这次战争的起因开始说起。
根据《左传》的记载，宋国的宋殇公即位的时候，宋国的公子冯出奔（ben1）到了郑国，郑国接纳了公子冯。
州吁弑君篡位之后，国内臣民反对之声众多，为了转移国人的视线，为了缓和国人的反对之声，为了赢得其他国家诸侯的接纳，所以想到了发动战争的计策。
州吁弑君本来就残暴之甚，如今为了达到自身目的，又令国人陷入战争之中，让国人去充当炮灰，更事不仁之极。
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人类历史上会有那么多丧心病狂的人，一开始只是不知到节制自己的欲望，一步一步地变得利欲熏心，有些人竟然利令智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！
俗话说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。”除非一开始就不做那谋求私欲私利之事，否则，一旦走上了这条路，只要依然还是谋求私欲私利，就不可能停下来，而只能走向深渊。
州吁派人去对宋国说，郑国胆敢接纳公子冯，如果宋国要讨伐郑国，卫国愿意跟宋国、陈国、蔡国一起去攻打郑国。
州吁说，出兵的时候，以宋国为主，卫国拿出赋税表示支持。州吁的借口是，为卫国的先君洗雪耻辱，其实纯粹是借口。
宋国国君同意了他的请求。于是，陈国、蔡国才与州吁表示和好，所以就有了宋公、陈侯、蔡人、卫人讨伐郑国的战争。
州吁任命卫国的“孙文仲”这个人为将军，于鲁隐公四年讨伐郑国，由此进一步加重了卫国百姓的怨恨，怨恨他好勇而无礼。
州吁弑君是春季二月之事，出兵用武是夏季之事。几个诸侯国围住郑国东门五天，然后才撤兵。这件事在历史上却很受重视。
在《春秋经》中写下了“宋公、陈侯、蔡人、卫人伐郑”。对此，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都没有解说，只有《左传》记录了此事原委，以上所说的一些内容，就是据《左传》而言。
杜预先生说：“此诸侯会伐之始，亦东诸侯分党之始。”意思是说，在《春秋经》中，这是第一次几个诸侯聚集在一起讨伐其他诸侯，也是东部诸侯国为了私利而相互勾结的开始。
所谓“伐郑”，这个“伐”字本身就是这几个诸侯国的“罪名”。为什么？因为唯有“天子”，才有权“讨伐”有罪的诸侯，而且诸侯是否有罪，也要由“天子”根据道义确定。
在此，几个诸侯就私自为郑国定罪，而且还要联合讨伐，这是“纵横家”的做法。虽然春秋时期还没有“纵横家”这个派别，却从此已经开始有这样的做法。
后来的“纵横家”能成为诸子百家之一家，固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，但是，却是偏离正道之说，如果不知正道，专心致志地朝这个方向走，那就会成为祸害。
两人打仗，最严重的是两人都死伤；两群人打仗，最严重的是两群人都死伤。两个诸侯交战，死伤比两人打仗不知会大多少倍；两派成群的诸侯交战，死伤会如何呢？
所谓“纵横家”，所倡导的就是，根据利害的考量，或者纵向联合，或者横向联合，形成一种对立局面，在相对均衡的时候还可以维持原状，一旦失去均衡则战争将极为惨烈。
因此，纵横家之说，是霸道之说，而不是王道之言。按照王道，则是“群而不党”；霸道则是“党而不群”。几个诸侯国联合“讨伐”其他诸侯国，就属于“党而不群”的做法。
《春秋经》直接用“宋公、陈侯”的爵位，意味着此罪是两国国君之罪，但是，罪尚不至于贬爵的程度。
使用“蔡人、卫人”这个“书法”（记事法则），意味着着两国国君之罪更大，蔡国国君足以夺去爵位，卫国的州吁则本来就不是国君。
为什么在以上四国之重，对州吁定罪和处罚最重呢？程子之言可以做出解释：“搂诸侯以伐诸侯，固为罪矣。而卫弑其君，天下所当诛也，乃与修好而同伐人，其恶甚矣。”
程子的意思是说，州吁为了转移国人的视线，为了得到其他诸侯的承认，竟然不惜让国人去上战场，竟然怂恿宋国国君勾结几个诸侯攻打另一个诸侯，这已经是犯罪。
更有甚者，州吁弑君，本来就是“人人得而诛之”的乱臣贼子，却为了得到其他诸侯的承认，就怂恿他国讨伐诸侯，就让国人去充当炮灰，其罪就更重了。
【3】州吁早已入邪道，既已犯罪仍不休。人违天道不悔改，人谋之上有天谋。
州吁这样的想法，这样的做法，结果如何呢？乱臣贼子当然会不择手段地自我保护，然而，“人在做，天在看”，“人算不如天算”。
我们不能没有仁心地说“多行不义必自毙”。从州吁出生之后所受的教育来说，州吁走上歪门邪道，也算是受害者；但是，从州吁弑君篡位来说，对州吁的惩罚则是罪有应得。
人能按照正道而行，那么，就既不违背人道，也不违背天道。可是，人一旦按照私心、私欲、私利行事，违背了人道，就必然违背天道。
天地不言而行，是至善至诚之道。一个人没有机会得知何谓正道，毕竟还有良心和良知。一个人自己被利欲蒙蔽了良心和良知，是“自作孽”。
像州吁那样，从小难以接受正道教育，反而接受了偏邪的影响，由此而导致被良心和良知受蒙蔽，走上邪恶之道，虽然也是“自作孽”，却同时也是受害者。
为什么说这样的人也是受害者呢？因为即使我们说他“丧尽天良”，也不表示内心深处没有了良心和良知。
假如退一万步来说，州吁弑君篡位，是良心和良知被蒙蔽，那么，他在弑君篡位之后，却还要弃国人生命于不顾，发动战争，则可谓不仅不知悔改，而且更加穷凶极恶。
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大道本来有“物极必反”的法则。并非一个人到了作恶多端就可以凭借邪门歪道的计谋得以逃脱，只要到了“恶贯满盈”的程度，也就是自取灭亡的时候。
《周易》中说：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”我们不要把这句话理解为圣人用“必有余殃”来吓唬人，而应该理解为圣人勉励我们“积善”而不要“积不善”。
接下来，我们看看这个既可怜可悲，又可恨可耻的州吁，究竟是一个什么结果。我们这里不是想用这个来威吓（贺）人们不作恶，而是要我们自己明白，我们需要的是善因。
就在次年二月，《春秋经》中说：“戊申，卫州吁弑其君完。”这句经文，我们如何理解呢？《左传》的解释很简单：“卫州吁，弑桓公而立。”这个解释不需要再说明。
《公羊传》说：“曷（何）为以国氏？当（裆）国也。”意思是说，对州吁的称呼前面，为什么加上“卫”字呢？因为州吁当时身在卫国的国君之位。
为什么《公羊传》不再多加解释呢？因为有“弑其君”三字，就已经给州吁定了罪，这是“十恶不赦”的大罪之一。
那么，州吁是怎么受惩罚的呢？我们不想详细地说，只做简单说明。因为经典只传正道，意在“隐恶扬善”，与史书的“秉笔直书”不同，我们是在讲经，也应如此。
卫国朝廷之中以及后宫之中，都有正直之士。后宫有贤德的卫庄姜、戴妫（归）等人，朝廷有石碏（确）等人，在他们的努力之下，终于惩罚了乱臣贼子，安定了卫国。
【4】国之兴亡责君臣，君行仁政可安民。为君有勇而无礼，国人之怨必频频。
《诗序》说“国人怨其勇而无礼”，这里的“怨”字如何理解呢？“怨”是下级在感情上有不平之气而后表现出来的。
庶民之怨从何而来？当然是身在君主之位的人不行仁政所致。州吁弑君篡位，固然是十恶不赦的乱臣贼子，被弑君主的臣子应当讨伐他，这是君臣之义。
卫国朝廷能得以重新安定下来，是真正的“挽狂澜于既倒”，是石碏等贤臣之功，是卫庄姜、戴妫等淑女之功。从广义上来说，诸侯国后宫的夫人以及妃嫔（频）也是君主之臣。
臣子在君主之下做事，所要遵循的是礼，内心所要坚守的是道义。因此，“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。”守道循礼，然后朝廷能安宁。
朝廷之乱，固然不能不影响国家百姓，但是，毕竟是间接的。如果君不能自正，然后，需要臣子辅正。如果臣子也不能辅正，就到了失去民心的时候。
到了极乱之时，惟有忠贞的贤臣可以拨乱反正、力挽狂澜。州吁暴乱，因为有忠贞贤德的石碏、卫庄姜等人才得以平定。历来如此，未来也必然如此。
孔子说：“勇而无礼则乱。”又说：“仁者，必有勇；勇者，不必有仁。”州吁弑君篡位，既不仁之甚，又无礼之甚，却又好勇好战，岂能不祸国殃民？
仁者之勇，用来救国救民，用来使天下有道；不仁者之勇，必然扰乱国家，必然祸害百姓。百姓最初收到祸害则怨声载道。
当百姓怨声载道的时候，不仁的国君为了维护其权利地位，最习惯使用的方式，就是像周厉王那样“防民之口”，终至于追悔莫及。
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，此话至今已经数千年了，可是，历代君主却不断的重蹈覆辙，导致历史的悲剧不断重演。
由此造成了多少国家兴亡，造成了多少朝代更替？在这国家兴亡、朝代更替的过程中，有多少无辜的人丧失了生命？
有多少人伤残了肢体？有多少家庭失去了亲人，乃至断绝了香烟后代？因此，孔子读史而浩叹，浩叹之后删订六经，而为万世开辟了太平大道。
万世太平大大道已经开辟出来，已经指明，更令人继续浩叹的是，后世君主或行之而不笃，或半信半疑，或疑而不用，或公然违背，乃至大加批判。
治国之道是如此，家庭、厂矿企业以及事业单位，其道也是如此。不要认为只有想国家的君主之人，才需要学习圣贤君子之道，其实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