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共学《论语》之群有157。应邀方来，不喜则去；非欲为师，但愿共学。以文言作解，为使朋友将来能自己读懂经典。
3.9子曰：“夏礼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；殷礼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足，则吾能征之矣。”
【1】夏朝之礼制，殷商之礼制，夫子皆能知之，且能言明之。夏朝后裔封地在杞国，以保存夏朝之礼制；殷商后裔封地在宋国，以保存殷商之礼制。此有“继绝世”之义。夏朝虽亡，商汤不忍绝其嗣，故封其后裔于杞；殷商虽亡，周武王不忍绝其嗣，故封其后裔于宋。
夫子之言夏朝、殷商之礼制，非惟考据其史实，且以“通三统”而“大一统”也。“大一统”者，“大”为“伸张”之义，“一统”为“一以贯通天地人”之义，谓王者效法天地之道而成人道也。如《春秋》隐公“元年春王正月”之所示。
元年者，天道之正；春者，地道之之正；王者，人道之正；正月者，政治之正。以天地人三道之正，用之于政治。先儒何休先生曰：“故《春秋》以元之气，正天之瑞；以天之瑞，正王之政；以王之政，正诸侯之即位；以诸侯之即位，正境内之治。”
刘逢禄先生说：“大一统者，通三统为一统。”“通三统”者，大而言之，谓以道统摄天地人；细而言之，含有“上因先王之正”之义。是故，殷商之礼制必因于夏朝之礼制而损益，周朝之礼制必因于殷商之礼制而损益，朝代有更替，而正道不可变也。
若不能知夏朝、殷商之礼制，则不能言明之；不能知而言之，则无以“通三统”。《礼记·礼运》载夫子之言曰：“我欲观夏道，是故之杞，而不足征也。吾得《夏时》焉。我欲观殷道，是故之宋，而不足征也。吾得《坤乾》焉。《坤乾》之义，《夏时》之等，吾以是观之。”
【2】《论语》与《礼运》皆曰杞宋“不足征”，何谓也？此问题之症结在于“征”字之义。包咸先生曰：“征，成也。”《礼记正义》所注亦然。孔颖达先生《礼记》之疏，谓杞宋无贤君，故不足以成夏礼、殷礼。此说有待商榷。
以杞存夏朝之礼制，以宋存殷商之礼制，是商汤、周武王之义，然而，虽欲使之存而未必能存，必有贤君而后能存之。盖杞宋无贤君，其礼制则必已错乱而非其旧制矣。然则夫子欲使之归于夏礼、殷礼之正，亦以其无贤君而不足以成之。
有待商榷者在于，夫子所欲“成”者，盖非惟夏殷之礼制，亦非惟周朝之礼制。夫子欲使三者各归于正，此亦所当然；然而，夫子所欲成者，“大一统”、“通三统”之礼制也。是故虽有《周礼》，而夫子又纂成《仪礼》。《仪礼》者，“天下之通礼”，“三统”由此而“通”。
朱子说：“征，证也。文，典籍也。献，贤也。言二代之礼，我能言之，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，以其文献不足故也。文献若足，则我能取之，以证君言矣。”正体汉字有“証”与“證”两字，其义有所不同，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証者，谏也”；“證者，告也”。
谏者，纠其错而归于正也；告者，告其所不知而使知知也。朱子原文所用者为“證”，然而从其“以证君言”之说推之，所用之义为“谏”，而非“告”。所谓“以证君言”，可以言之而使君言归于正道也。此“君”，非一时一国之“君”，乃天下万世之“君”。
【3】夫子曰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”设若为“君”而不明道，则不知“礼之用”。“君”不知“礼之用”，则虽有可知可言之“礼”，亦难以征信于“君”；“君”不信之，则无以行之，尚何谈“礼”之“成”乎哉？
《中庸》有夫子之言曰：“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其人存，则其政举；其人亡，则其政息。”朱子解之曰：“有是君，有是臣，则有是政矣。”所谓“（文献）足，则吾能征之矣”，所言虽“文献”并举，而实则重于“献”也。
郑玄先生曰：“献，犹贤也。我不以礼成之者，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。”此所谓“二国之君文章贤才”，可略之为“君之文章贤才”。“君”能“知礼”则可谓之“有文”，“君”能“使臣以礼”则可谓之“能章（彰）”；“君”能“贤明”则必任用“贤才”。
父子能知其礼、能言明其礼，亦足以成其礼，若有“君”能信之，然后能行之。能信之、行之，则能言其礼之正，而纠时礼之不正，如此而礼必能行且成，此之谓“征”。“征”者，行进于正道，达成其正道也。能“征”而终不“征”，天下苍生之不幸，圣人所深叹也。
3.10子曰：“禘（音第）自既灌而往者，吾不欲观之矣。”
【1】据朱子所引赵伯循之言，“禘”为祭祀之名号，是“王者之大祭”，若非王者，不得而行之也；“王者既立始祖之庙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，祀之于始祖之庙，而以始祖配之也。”由此而言，是王者在其始祖之庙行此礼，所祭者为始祖所自出之帝，而以始祖配享。
据《说文解字注》，“禘有三，有时禘，有殷禘，有大禘。”赵氏所言，“大禘”也。“大禘者，《大传》、《小记》皆曰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，以其祖配之’，谓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，皆用正岁之正月郊祭之，《孝经》郊祀后稷以配天，配灵威仰也。”
由此而知，“始祖所自出之帝”者，谓“感生”“王者之先祖”之“大微五帝之精”，如周王之先祖为后稷，而“灵威仰”为“感生”后稷之“大微五帝之精”。王者祭其始祖，其礼已可谓重大，而此之所祭者为“始祖所自出之帝”，则益为重大矣。
赵氏又曰：“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，赐鲁重祭。故得禘于周公之庙，以文王为所出之帝，而周公配之，然非礼矣。”谓鲁国之行“禘祭”。“禘祭”本非王者所不得行之者，而鲁君得以行之，是周成王所加于周公之特别礼遇。成王此举，本已失礼；鲁君行之，亦非礼矣。
若谓自周平王起而周之“王迹”已“熄”，鲁君若能有“王之德”而行“王之道”，从而成“王之功德”，得“天之命”，则鲁行“禘祭”亦合其礼。如此，鲁之先祖为周公，则当行“禘祭”于周公之庙；以周公为先祖，而以文王为“帝”，故以周公配祭于文王。
【2】“灌”字与“祼（音灌）”通假，或谓亦与“盥（音灌）”相通，实则三者有所不同。祭祀之礼，必有“献官”；献官将要献酒之前，必先至“盥洗所”；有持器皿者浇水于其手，此谓之“灌”；献官手承其水而清洗，此谓之“盥”；献官洒酒于地以降神，此谓之“祼”。
“自既灌而往者”，何谓也？此所谓“灌”，是“祼”之通假字，是故，“既灌而往”谓自献官盥洗其手为始，至洒酒降神之后。夫子何以“不欲观之”也？当从《易经·观（音灌）》之卦辞作解：“观，盥而不荐，有孚颙（音永二声）若。”
“观”卦之“观”读音为四声者，一则，谓“王者”有“道德之美”、“中正之道”以示范于天下，可以供天下之臣民观（音官）之而知正道也；再则，“观卦”所重，在于示范以“道德之美”、“中正之道”，而后可以使臣民敬奉景仰也。
“观卦”之卦辞为何由祭祀而言也？王弼先生曰：“王道之可观者，莫盛乎宗庙。宗庙之可观者，莫盛於盥也。至荐简略，不足复观，故观盥而不观荐也。”其中“观”字之读音皆为“官”。王者之德，中正之道，可由其祭祀之礼而得以体现。“禘祭”之礼，尤其如此。
“盥而不荐，有孚颙若”，意为献官自盥洗而至于荐献，最能呈现祭祀者之诚敬；祭祀者能诚敬如此，而观之者所以能肃敬而景仰。“颙若”，肃敬、景仰之貌也。若祭祀者于“盥而不荐”之时无诚敬之心，则不成其为礼；其后之“礼仪”，亦是戏子表演而已，何足以观哉？
王者于“禘祭”而能诚敬，则礼不虚伪。王者于礼如此，则其政不苟且，王道可成。王者诚敬于礼，则臣景仰而尽其心、尽其责；王者诚敬于政，则庶民景仰信赖而风俗化淳。无诚无敬，则虽欲令臣民肃敬、景仰，不可得也已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