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Q群讲座稿119：《论语·先进》009（2017.08.1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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{11.15鲁人为（音围）长（音掌）府。闵子骞曰∶“仍（二声）旧贯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！”子曰∶“夫（音扶）人不言，言必有中（音众）。”}
【1】先知“长府”之义，便知“鲁人”之义。“长府”者，藏货财之府。既然专建一府以藏货财，则“鲁人”若非富家之主，则是朝廷官员。倘若是富家之主，则闵子不必言“仍旧贯”，是故，“鲁人”必是朝廷官员无疑。然则何以不称其官职，而称其为“人”也？
生而为人，不知“人与禽兽之别”，则谓之“民”；虽知“人与禽兽之别”，而不知“道义”，则可谓“人”；进而知“道义”、修“德行”，则可谓“君子”。此称之为“鲁人”，谓其有别于“民”，而未达于“君子”者也。
为何冠以“鲁”字？其所谓“长府”，鲁国之“长府”也，收藏鲁国之货财者也。当时之鲁国，大权已旁落于季氏为首之三桓手中，国君难以决断国事，是故，决定“为长府”者，实权不在于国君矣。故不称“鲁君”、“鲁大夫”，而称之为“鲁人”。
“为”者，“作”也，此指“改建”，实为“扩建”。既是“改建”，何以谓之“为”？“鲁人”之意，在于“改建”、“扩建”。为何“扩建”？货财已增多或欲增多也。一国之货财从何而来？增税而已。从十分之一增至十分之二，欲再增之也。
【2】闵子骞，姓闵，名损，字子骞。《论语》编者称其为“闵子”，尊之也；称其字，敬之也。闵子当时或不得已而任季氏之家臣，故能知“为长府”之事，且能建言也。若非身居季氏家臣之位，闵子之言则只是“议”而已，“君子思不出其位”也。
“仍旧贯，如之何？”朱子注：“仍，因也。贯，事也。”所谓“仍旧贯”，意为“仍旧按照以往规制而从事重建之事”。此所谓“旧”，有“历时已久”之义，谓“旧制不可轻易擅改”也。何以不可轻易擅改？因“贯”字有“符合规矩，可以贯通”之义。
言“如之何”者，非不自信也，身为家臣，依礼而不可决断，但有建言而已。君子之言，必遵道义，且言必依礼也。倘若代上位作决断则越权，如越俎代庖；强加于上位则失尊卑上下之礼。再者，闵子此言，必是当面而言，非背后议论。
闵子何以言“何必改作”？“何必”者，非所必须也。实则不可“改作”，此言“非必须改作”，似乎“改作”亦非不可，何也？既能明其义，而又委婉而言也。何以谓之“改作”？“改”者，不遵“旧制”也；“作”者，“前所未有而擅自创制”也。
为何“不可改作”？一者，倘若“旧制”有不合规矩之处，或不能通用于古今，则未尝不可改之。“旧制”既合规矩，且能通用于今后，则不必“改作”。再者，“改作长府”，非惟“劳民伤财”，且意欲增税而夺民货财，则非“仁政”，而成“暴政”矣，故“不可改作”。
【3】夫子闻知闵子骞所言，论之曰：“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”所谓“夫人”者，“此人”也，此指闵子骞。“鲁人”与“夫人”，皆称之为“人”，但二者有所不同。“鲁人”可谓能知“人与禽兽之别”者，“夫人”则是“成仁成德”者。
“不言”者，谨慎而不轻言也。子曰：“君子居其室，出其言，善则千里之外应之，况其迩者乎？居其室，出其言，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，况其迩者乎？言出乎身，加乎民；言行，君子之枢机。枢机之发，荣辱之主也。言行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，可不慎乎！”
何谓“言必有中”？朱子注：“言不妄发，发必当（音裆）理，惟有德者能之。”此以“当理”解“有中”，且以“有德者”论闵子，甚为妥帖。何也？“言必有中”者，谓“所言必有合于道理、事理”，其德合乎“中庸”而谓达乎“中庸”也。
若“言必中”，则“所言皆必中”，即所谓“从心所欲而不逾矩”，此惟“尽性格天”之圣贤能之；“言必有中”者，“所言未必皆能必中，而此言则可谓中矣”。此“中”何以读为四声？譬如射箭，靶心可谓“中（一声）”，箭射在靶心而毫不偏离可谓“中（四声）”。
修身者若欲“言必中”，必修心养性而至于正心、尽性而后可。为政者若欲“政教无偏邪”，必守持规矩而切忌自以为是、擅自创新，进而遵圣贤君子之道、效法文武尧舜之治而后可。然而，世人自以为是而不免于妄言妄行者多，君主凌驾于圣人、经典之上者众。
{11.16子曰∶“由之瑟，奚为（音围）於丘（读为某）之门？”门人不敬子路。子曰∶“由也升堂矣，未入於室也。”}
【1】“由”乃子路之名讳，“瑟”为乐器之一类。夫子曰：“由之瑟，奚为于丘之门？”意谓“子路之瑟，为何弹奏于夫子门庭之中耶？”盖非子路之瑟有瑕疵，而是子路之演奏有瑕疵。进而言之，亦非子路之演奏有瑕疵，而是子路之修行尚有所不足。
《礼记·乐记》有言曰：禽兽知声而不知音，小人知音而不知乐（音悦），惟君子能知乐；乐者，天地之和也。是故，惟有“中和之人”，方能以乐器而发出“中和之乐”；子路之心未能达于“中和”，故当弹奏其瑟之时，惟有“声”与“音”，而非“乐”。
为何夫子不欲子路弹奏其瑟于夫子之门庭？《集注》引程子之言曰：“言其声之不和，与己不同也。”此言或有未妥。夫子岂因子路所弹奏者不同于己而逐之哉？夫子只是欲使子路继续修心养性以“致中和”。其心未能“中和”，则所弹奏之声音或致扰乱心性而动情欲。
若以“夫子之门庭”譬喻“邦国之朝廷”，则“子路之瑟”犹如“朝臣之奏章”。朝臣于朝廷之上，所奏之言必关乎国计民生，其奏言或许只是“差之毫厘”，一旦确定为朝廷之政令、教化，却可导致“谬之千里”，是故，德未至于贤人，不可任朝廷议政之大臣也。
引申而言之，非独朝廷议政之大臣，凡公言于大庭广众者，皆同此理。“修心养性”而未至于“中和”者，其言必“有中”，亦“有不中”。“一言既出”，则“驷马难追”；人受误导，追悔莫及。是故，凡公言于大庭广众者，奏言于邦国朝廷者，不可不“致中和”。
“处（音楚）士横议”，或出于“好心好意”，然而，其心性未至于“中和”，其所学未合于“道义”，则动辄感情用事而“太息流涕”，或随意褒扬驳斥，难免“好心做坏事”。肤浅读经三五年，便欲四处讲解经典、评论圣言，以“师”自命而“传道”，亦属此类。
【2】后入夫子之门，而先从子路而学习者，即子路之“门人”。门人听闻夫子所言，不明所以，不知夫子所言，乃是勉励子路“不可止步于此，须更上一层”，却误以为夫子贬斥子路，故而“不敬子路”。既从学于子路，而对子路失去敬意，则不成其学矣。
夫子圣德，言行必至诚至善，必是“大而化之”，如颜子所说：“钻之弥坚，仰之弥高。”是故，读经不可不钻不仰，切忌望文生义、浅尝辄止，亦不可但求记诵而不躬行，否则，必不能“自得之”，且易生肤浅之见、误解之言。
“门人不敬子路”，非夫子之意，而是门人误解。若以夫子之言譬喻君主之政令，则为臣者须切实明晓政令之义、君主之用心。误解政令之义，不知君主之用心，而自作聪明，则难免有误己误人之事，乃至祸国殃民之罪；或如“郢书燕说”，亦是侥幸。
明晓政令之义、君主之用心，非妄加揣测，亦非意欲讨好君主，乃是唯恐“会错其意”而有误解、偏颇、遗漏、不及。门人误解夫子所言之义、夫子之用心，夫子矫正之；若子路者，当“人不知而不愠”；若门人者，当诚敬而学习，以免产生误解。
【3】若能诚敬学习、不懈不辍、身体力行者，可谓“入门”；既已“学而时习之”，且“修养有成”者，可谓“升堂”；修养而至于成德，修行而至于尽性自得，可谓“入室”。此章所谓门人，入门者也；子路，升堂者也；颜子、曾子，则可谓入室者也。
从修身而言，“喻于利”而转为“喻于义”，方可“入君子之门”。倘若三心二意、一曝十寒、隔岸观火、蜻蜓点水、走马观花、徒事讲说者，皆非“入门”。“入门”须从“正门”而入，不可走旁门左道，更不可穿窬翻墙；不可自以为是前来造访、观光旅游之宾客。
既已入门，须遵道而行路，历经宗祠祖庙，方能至于正殿之厅堂。修养有所不足，不足以升堂；所行有所不正，所见必有不全，亦难以升堂。既已升堂，则可谓已闻正知正见，必待修行，由尽性而自知自见，而后方能入室。
夫子曰：“由也升堂矣，未入于室也。”谓子路之修养境界，已非入门者可比，介于君子与贤人之间，临近贤人境界，更未至于圣境也。夫子之所以有“由之瑟，奚为于丘之门”之言，欲其莫止足不前；之所以告门人以“由也升堂矣，未入于室也”，欲门人学莫失敬也。
世人初读经典三五年者，便失敬于先儒董子、程子、朱子、阳明子，则犹如门人之失敬于子路；读经十年数十年，而不尊孔子、孟子，或可谓非能升堂者，更无入室之可能。至若不读经，而妄议四书五经、孔子孟子者，不足论矣。
从为政而言，有仁心而行仁政，如《春秋经》之“据乱世”者，可谓“入门”；能遵道而率性，如“升平世”者，可谓“升堂”；能得道而尽性，如“太平世”者，可谓“入室”。效法文武者，可从“据乱世”而至于“升平世”；效法尧舜者，可从“升平世”至于“太平世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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