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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Q群讲座稿067:《论语·述而》012(2016.07.05)

2020-05-29   作者:赵宗来   来源:   点击: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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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2子曰: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。择其善者而从之,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

1】“三人行”者,我与二人一同行事也。“必有我师焉”,谓其中必有可以为我之师者,或许其中以为可以为我之师,或许两位均可以为我之师。然而,不可理解为“善者,吾师也;不善者,亦吾师也”,亦即是说,但以善者为师,而不善者不可谓之“师”也。

《周礼·师氏》注曰:“师,教人以道者之称也。”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曰:“师也者,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。”《礼记·学记》曰:“凡学之道,严师为难。师严然後道尊,道尊然後民知敬学。”是故,“师”不可不“尊严”,谓“不善者,亦吾师”,非尊师也。

固然,此所谓“师”,与“拜师”不同。此所谓“师”,是随时“从其善而学之”;“拜师”则非一时之“师”。然而,是否以为“师”,在于“我”之心,心无敬意,乃至先存有疑,则虽有“拜师之礼”,而“我心”并未以之为“师”,是徒有“师”之名而无其实也。

“我”有求学之志,则随时有师、随时可学。若无求学之志,虽以利诱之、以害迫之,送至其案前,亦未必学,即使因此而欲学,失其“尊师重道”之心,使心术不正,危害尤大。

学习君子之道者,并非必须设定特有时间、选择专职之师然而方可学,时时处处皆可学也,即所谓“无常师”,然而,须知此是就“学善”与“改不善”而言,若是学道,则须有“师”,有“常师”,如远行而不可无向导;须知“畏圣人之言”。

人当修养“为师之德”、学习“为师之道”,却不可自以为是他人之“师”,否则便有“好为人师”之患。求学于人,必须恭敬有礼,“拜师”尤其不可轻言;一旦“拜师”,则不可不敬,纵然此后确知“师”之有错,亦不宜失其敬意。“欺师灭祖”,十恶不赦之罪也。

2】“三人行”,其中任何一个均可谓“我”;“我”亦必有“善”与“不善”,其他二人亦必如此,然而,人首先在于使“我”能趋于“至善”而“无不善”;同时,“我”既见“同行者”有所“不善”,亦当以礼规劝而使之改其“不善”,但不宜强加。

不可谓“彼二人者”,必然“一善一恶”,何也?或许其中“有一人善,一人不善”,或许任何一人本身即既有“善”与“不善”,纵然其有一言一行之善即可学,纵然见其有一言一行之不善即当引以为戒,是故当“择其善者而从之”,而“不善者”无需“择”。

“其不善者而改之”,首先在于见人有“不善”而反省自身是否有之,有之则改;其次才是规劝“同行者”能改其“不善”。即使是规劝,亦必因亲疏而行,不可失言,亦不可失人;若是“朋友”之间,则必尽规劝之责,若非“朋友”则不求必然规劝,更不宜强劝。

“善”与“不善”固然首在德行,然而不宜局限与德行,“一得之知”、“一技之长”,亦可从而学之;“一言之失”、“一行之过”,亦当既知则改。学者之善学、善修,正是如此。君子之学固然在于修养德行,然而,知识技能亦非不学,惟以德行而用其知识技能。

《道德经》曰:“善人,不善人之师;不善人,善人之资。”此言须慎重解之。“不善人”应当以“善人”为师,然而,“善人”无法强迫“不善人”来学;“不善人”有助于“善人”成德成功,但是,“善人”不可存有“以不善人为资”之心。

王船山先生曰:“圣人从不作一戏语。如云‘不善亦师’,为谑(音学四声)而已。以此求之,《集注》未免有疵(音此一声)在。老子曰‘善人,不善人之师;不善人,善人之资’,是很毒语。”其言朱子之疵则可取,其言老子之意则不可取。

7.23子曰:“天生德於予(音于),桓魋(音推)其如予(音于)何?”

1】“天生德于予”是“桓魋其如予何”之前提。何谓“天生德于予”?先儒包咸先生曰“天生德者,谓授我以圣性,德合天地”,此解须明辨。人人之初生,皆已得天赋之善性,圣人初生之时亦然。然而,何以谓之“圣性”也?

天之生人,授予人人以善性;人既得之,须凭自身修养而充实之;修养而至于全备完善者,圣人也。人得此善性,存之于心而谓之德;此德既然来自天生,虽修养是自身之功,但圣人不“贪天之功为己有”,不忘“报本”,故虽是修成之性,仍谓之“天生之德”也。

桓魋者,宋国之“司马氏”,因是宋桓公之后裔,故又称之为“桓氏”,其名为“魋”。夫子何以言及“桓魋”?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,夫子周游列国至于宋,与弟子习礼于大树下,桓魋欲杀夫子而拔其树,夫子离去,而弟子欲加速离去,夫子于此时作此言。

2】夫子何以说既有天生之德,桓魋便奈何不得?天于人生之初,不仅赋予人以善性,亦授予人以使命,以及完成使命之寿命。人能修养充实其德,遵道而行,而无失德、违命之举,则必不至于“死于非命”,且德之所至,自能多得天地鬼神之祐,以及众人之助。

桓魋欲杀夫子,是个人之妄作;夫子既无“死于非命”之行,则何惧桓魋之妄作哉?然则夫子何以于桓魋拔树之时离去?此身生养于天地,来自于祖先父母,用以担当上天之使命者也,是故“不敢毁伤”,“不立于危墙之下”。

此章夫子之言,非计较生死也,而是重在“天生德于予”也。天之圣人,既使人有“肉身”,亦使人有“善性”;“肉身”者,“善性”暂寓之所,并赖以担当使命之器具也。若无“善性”,则“肉身”只是躯壳、皮囊;修养德行之至,虽“肉身”死而“善性”不亡。

是故,人但当修养“善性”,成就圣贤君子之德,担当天赋之使命而已。天既生此德于人,人竟然不知有之,或虽知有之而置之不理,是辜负天恩、弃置天命。生而必死者,肉身也;死而不亡者,善性也。“杀身成仁”、“舍生取义”,死而不亡者也。

生有此“肉身”,惟利用之以谋求名利,或凭借之以贪图声色情欲之享乐,或务于竭力保全此“肉身”之长久,而不知修心养性、担当使命,其愚昧有甚于“买椟还珠”者多矣。江希张先生曰:“人何必为养数十年的肉身,而死了万古常存德真性呢?”

7.24子曰:“二三子以我为(音围)隐乎?吾无隐乎尔。吾无行而不与(音宇)二三子者,是丘(音某)也。”

1】“二三子”者,包咸先生以及朱子均解为“诸弟子”,有众多之义。似乎与《道德经》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有关联,然而,并无证据,只能揣测。由此而言,“二三”皆由“道”而生,有“道”贯穿其中,然而上下有别,故可指弟子、下属、晚辈。

然而,亦有以“二三子”指同辈者,有人数较少之义。此则当是以“二三”之数量而言,较之于十百千万,固然是少之又少。然而,兼有“同道”、“同类”之义。如江淹谓“眷我二三子”,韩退之谓“嗟哉吾党二三子”,梅尧臣谓“还邀二三子”,皆此义也。

此章夫子所言之“二三子”,既然是夫子之弟子,当然是学习圣贤君子之道者,然而,究竟是“众多弟子”还是“数位弟子”?应是前者。何也?夫子“弟子三千”,而夫子“因材施教”,“不以三隅反则不复”,“中人以下”则“不语上”,故不知夫子之心者较多。

或许有较多弟子以为夫子之教有所隐藏,有所偏爱,然而,夫子并无隐藏与偏爱。凡是“束修以上”,夫子“未尝无悔”;“学不可躐(音列)等”,教亦必“不可躐等”。夫子之教,必无“躐等”之弊,然而,学者或好高骛远,或欲速达,难免有之也。

夫子曰“吾无隐乎尔”,是夫子“无隐”,而学者“不知”。夫子曰:“不患人之不己知,患不知人也。”夫子之教,足以知人,人未必皆知夫子何以如此。夫子曰:“不患莫己知,求为可知也。”夫子谓“吾无隐乎尔”,是“求为可知”而已,非求人之必知也。

2】夫子曰“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,是丘也”,字面之义,谓“我所行所为,无不与尔等共之”,夫子只是如此而已。善学者,当知言外之意。此所谓“言外之意”,非夫子有意不明言,乃是须学者自能思而明之。“学而不思则罔”也。

既然夫子之所行所为,无不与弟子共之,则学者随时可学也。若弟子及后学,惟自限于夫子之“言传”,而不知夫子之“身教”,则不可谓之“善学”,乃至误会夫子“有隐”。若读《论语》者,若惟知夫子之“言传”,而不知夫子之“身教”,则不足以知夫子。

“言传”与“身教”,二者皆不可废也。无论是教者,还是学者,均易偏重“言传”而轻视“身教”。夫子之教,皆发乎心性,是故言行无二也。由学者而言,能由“言传”而学,可也;进而能由“身教”而学,善也;能体会圣贤君子之心而养自身之性,尤善也。

心性未正,纵然言行有貌似圣贤君子者,亦绝非圣贤君子。真一道子先生曰:“今之正教未能兴者,无躬行者也。”然而,欲修心养性,在于随时随地以“孝悌忠信”而发其言、成其行,绝非舍弃言行,而独自寻一隐秘无人之处修养。

7.25子以四教:文行忠信。

1】三皇五帝之时,民风淳朴,有“不言之教”,轩辕氏可以“垂衣裳(音常)而治”,帝尧、帝舜可以“德化天下”。至于三王之时,夏王禹、商王汤、周文王以其德而行政,政既正而教化行,周公“制礼作乐”而后有“礼教”,可谓“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”也。

夫子时,“上无天子,下无方伯”,礼崩乐坏,民心不古,故而夫子立“文教”,即“人文教化”;孟子时,五霸再降而至于七雄,诸侯力争,处士横议,乡愿众多,是故孟子曰:“君子反【同返】经而已矣。经正,则庶民兴;庶民兴,斯无邪慝(音特)矣。”

夫子立“文教”,因而有“文化”之说;夫子以“文行忠信”而行教,即“以载道之文而行教化”之谓也。先儒邢昺先生曰:“文,谓先王之遗文。”此解有所未至。何也?夫子于当时霸道之世,固然教以“王道”,即以“三王之文”而行教,谓之“宪章文武”也。

然而,夫子所得、所传之道,未止于“王道”,故又有《尧典》与《舜典》,是“以尧舜之文而行教”,以成“帝道”,谓之“祖述尧舜”也。而《易经》与《春秋经》,则是可以上达“皇道”之文。夫子既定“五经”,故孟子所言之“反经”,即尊经而修道。

2】“文行忠信”之“文”,道德礼义之文也。“文以载道”,然而,“文”本身非“道”,人能学之而自得于心,然后能成为“德”;“德”自然呈现于言行,然后谓之“德行”,故“文行忠信”之“行”谓“德行”也。邢昺先生曰:“在心为德,施之为行。”

何以于“文行”之后继之以“忠信”?程子曰:“教(音交)人以学文修行而存忠信也。忠信,本也。”所学若非“皇帝圣王之文”,则德行难免有偏,亦难以全。“学文修行”必以“忠信”为本方可。“文行”在外,“忠信”在己。故“忠信”者,切己之事也。

何谓“忠信”?邢昺先生曰:“中心无隐谓之忠,人言不欺谓之信。”程子曰:“发己自尽为忠,循物无违谓信。”综此两解而言,发心既诚且正,无所隐留,方可谓之忠;遇事遇物,其心不因事物而违背诚正,言行既不自欺,亦不欺人,方可谓之信。

“文行”,谓学习“道德礼义之文”而修养己之德、成就己之行;“忠信”,谓由“文行”而成就“忠信”,由“忠信”而完善“文行”。若无“忠信”之“本”,则“文行”或偏颇,或虚伪;有“忠信”而落实“文行”,则能身修、家齐、国治、天下平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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