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大家好！今共学《论语》之群有181。应邀方来，但愿共学。以文言作解，为使朋友将来能自己读懂经典。文稿是本人所撰，力求以经传为据作解；由本人手工分段贴于各群。诸位学友，请重视经文本身及先儒正宗传注；宗来所讲，仅供参考。学习经典，重在修身而躬行。】
6.23子曰：“知【同智】者乐（音耀）水，仁者乐（音耀）山。知【同智】者动，仁者静。知【同智】者乐（音勒），仁者寿。”
【1】圣人必仁智贯通，而贤人、君子往往或偏于仁，或偏于智。或仁或智，两者有其一，固然已属难能可贵，然而，终究当致力于两者兼备且贯通。圣人之道、贤人之道、君子之道，三者本自一贯，而所达有所不同；止于仁或止于智，则终不能达圣人之境。
“仁智”但用之于人，而不用于“天地”，而“圣人”乃是“德合天地者”，是故，《道德经》曰：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”其所谓“不仁”，不限于“人之德”而已，不限于“爱人”而已，而是“保合太和，各正性命”。
此章所谓“仁智”，非“仁义礼智信”中之“仁智”，犹如《春秋经》之“春秋”，非“春夏秋冬”之“春秋”。“仁礼义智信”者，是人之“五常德”，“五常德”不缺，而后“人德”全备；“仁智”不仅要“五常德”完备，而且要由此而“尽性”、“达道”。
【2】“乐水，乐山”之“乐”，何以读其音为“耀”？朱子曰：“乐（音耀），喜好（音浩）也。”所谓“喜好”，是指非因外物而生情，而是因内心真情而喜好。换言之，若由外物而动喜好之情，则读“乐”为“欢乐”之“乐”；若由喜好之情而待物，则读音为“耀”。
“智者”何以“乐水”？“仁者”何以“乐山”？皆由其性而发者也。或“乐水”，或“乐山”，并非其“性”有所不同，而是不能兼备贯通，以其“性”未能“尽”也。“智者”之“性”，随时而心应于物，而不违其“性”；“水”之“性”，随势应物而无不顺。
“仁者”之“性”，守持其“性”以“素位而行”；“山”之“性”，端居其地而物自生其间。是故，“知者乐水”，乃因“智者之性”，与“水之性”相通、相应；“仁者乐山”，乃因“仁者之性”与“山之性”相通、相应。两者皆是自然而然，而非有意而为。
然而，水不因山高而不润之，山不因水下流而去之，此即《周易》所谓“山泽通气”者也；“智者”若“无仁”则难免如洪水泛滥而成灾，“仁者”若“不智”则难免如荒山童秃而物不生，此谓“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智谓之智”之所以“君子之道鲜”者也。
【3】“知者动，仁者静”，其所谓“动静”者，乃是相较而言，皆非“妄动”、“寂静”也。先哲有言曰：“不是不动方是静，不妄动即是静。”“智者”之“动”非“妄动”，然后可谓“智者”；“仁者”之“静”非“寂静”，然后可谓“仁者”。
水之“动”，山之“静”，形之“动静”也，非“性”之“动静”。由“山水之性”而言，物生于山而不自傲，物育于水而不自伐。山崩水滥而成灾，非山水之“性”也，乃因山水之“形”之不正。“智者”之“动”以应物而利人，仁也；“仁者”之“静”以应物而为，智也。
倘若“智者”之“动”不利于人，不可谓之“仁”矣；倘若“仁者”之“静”不能自然而然，不可谓之“智”矣。是故，学习圣贤君子之道者，必“安安而能迁”。
“安安”者，“安于仁”而如山也；“能迁”者，“随遇而安”而如水也。是故，固执于“动”，是固执于“安安”；固执于“静”，是固执于“能迁”。尽其“善性”而动静自然，然后能“仁智兼备贯通”而达于圣人之道。
【4】“知者乐，仁者寿”，其所谓“乐”与“寿”，非世俗之“乐”与“寿”也。“智者”之“乐”，犹如颜子“不改其乐”之“乐”，方可谓“仁智兼备”之“乐”；“仁者”之“寿”，必如孟子所云“夭寿不贰”，方可谓“仁智兼备”之“寿”。
“智者”之所以能“乐”，在于“心”能以“性”为主，而不由外事外物所左右。倘若并非以“性”为主，而只是“所遇而安”、“内心空虚”，则仅仅可谓“智者”而非“仁者”。何也？是只知“乐”而不知“人之所以为人”也。
“仁者”之所以能“寿”，在于其所谓“寿”，乃是“尽其天年”而不“死于非命”；乃是知“仁者，人之安宅也；义者，人之正路也”之义理，因而可以“杀身成仁”、“舍生取义”。倘若只知固守其“仁”而不知“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”，则不可谓之“智者”。
“死于非命”者有三。“饮食不节，劳逸过度，疾共杀之”，此其一也；“居下位而上诬其君，嗜（音是）欲无厌，刑共杀之”，此其二也；“以少犯众，以弱侮强，兵共杀之”，此其三也。若非“死于非命”，而“知仁知义”，然后可以“朝闻道夕死可矣”，可谓“夭寿不贰”。
6.24子曰：“齐一变，至於鲁；鲁一变，至於道。”
此所谓“齐鲁”，固然是指齐国、鲁国，但非春秋时代知“齐鲁”，而是姜太公时之“齐国”、周公时之“鲁国”。何也？春秋之“齐鲁”，所行者皆“霸道”也；太公时之齐，其政教略合于“据乱世”，周公时之鲁，其政教近似于“升平世”。
是故，“齐一变，至于鲁”，是由“据乱世”而变为“升平世”；“鲁一变，至于道”，是由“升平世”而变为“太平世”。“据乱世”者，由“天下无道”而至于“天下有道”也；“升平世”者，由“天下有道”而至于“天下合道”也；“太平世”则“天下合道”也。
此所谓“变”，必以“周易”之“易”方可。“易”有三义，一曰“变易”，二曰“不易”，三曰“易简”，而由“易简”统摄“变易”与“不易”。“易简”者，以日月运行而无私照，可见天道，此所谓“易”也；以万物繁衍敛藏而无私载，可明地道，此所谓“简”也。
如日月运行而不息，“变易”之道也；如万物繁衍敛藏而不改其性，“不易”之道也。由太极图观之，“变易”如其中之“阳”，“不易”如其中之“阴”，“易简”则如太极图之全。刻意求“变易”，则难免“妄动”；刻意求“不易”，则难免“寂静”。
“三世”之“变”，必遵圣人所传之道方可。圣人以“四书五经”传道，《易经》明其道之义理，《春秋经》明实践其道之方。惟有遵道而行，方可由“据乱世”升为“升平世”，由“升平世”升为“太平世”；自以为是而随意而为，升降难期；背道而驰，必堕落沉沦。
然而，陈祥道先生曰：“春秋之时，成霸功者，莫如齐；秉周礼者，莫如鲁。由齐之尚功而变之，则‘至于鲁’，由鲁之好（音浩）礼而变之，则至于王道。”此言亦有可取之处，然与《春秋公羊传》之“张三世”未合，故存之于此而不尽取之。
6.25子曰：“觚（音姑）不觚，觚哉觚哉！”
觚者，礼器之名，用于祭祀。由当时史实而言，其形制已不合，然而，仍以其名称之，可谓“名不副实”矣。“觚不觚”者，谓此所谓觚，已非名副其实之觚矣；“觚哉觚哉”者，谓可叹其仍以觚为名，实则岂可仍旧称之为觚也？名不副实，则“名”与“实”皆因此而废矣。
夫子所深叹者，觚之名不副其实，然而，夫子所深叹者不止于此也。天子非天子矣，竟仍名为“天子”；君非君矣，竟仍名为“君”；臣非臣矣，竟仍名为“臣”；时之所谓“贤者”已非贤，所谓“礼”已非礼，所谓“君子”已非君子矣。
何以“觚不觚”？觚既为礼器，而非日常所用之器皿，则先王制其形之时，必有其义焉；而擅变其形制者，或自以为是而擅变，或仅求其美观、实用、方便而妄变，或因无知而乱变，无论何种原因，其形制既变，则其中之义已失，其“礼器”则非“礼”矣。
前一章曰：“齐一变，至于鲁；鲁一变，至于道。”当时之齐，已变太公之政教，而未至于鲁；鲁已变周公之政教，而未至于道，恰恰相反，一变而为“霸道”，再变而为“禽兽之道”矣。何也？虽有道而不遵，虽由圣贤君子而不用也。岂不令人深叹？
朱子引范氏之言曰：范氏曰：“人而不仁则非人，国而不治则不国矣。”名之为人者，必有仁心而后可；名之为国者，以道爱民、保民而后可。“人而不仁”，则“天下亡”而成“丛林”；“国而不治”，则“失民心”而乱亡随之矣。
江希张先生曰：“列国的时代，君也不是君，臣也不是臣，父也不是父，子也不是子。世界的人，没有不是有名无实的。假托隐于山林的，是求作官的近道；自名为讲学修德的，也成了汉奸的爪牙。夫子看了这种虚诈的世态，真是刺目锥心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