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.7子曰：“回也，其心三月不违仁，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。”
【1】颜子之心，三月不违仁，是三月之中无分秒违仁之时也。弟子中其余之人，或有一日心不违仁者，或有一月心不违仁者而已。天下古今之人，可以直接跟随夫子学道者寡，然而，圣贤君子之道，载于经典之中，不学不修则其心虽一日不违仁亦难。
颜子何以能“其心三月不违仁”？颜子既已见性，而能以性为其心之主，只是尚未尽性而已。一月“其心不违仁”者，虽能知性，而未必能见性也；其心“一日不违仁”者，虽能知性，而其心未能以性为主也。若能持续学而修之，皆能渐进而近于圣境者也。
学习君子之道者，可知“诚意正心以明德”，是由“志于学”而“志于仁”之道；“诚意正心”，又进而修习贤人之道，可以“至诚至善以见性”，是由“志于仁”而“志于道”之道；“至诚至善”而“尽性”，可以“知天得道”，此为圣人之境。
“其心三月不违仁”，临近圣人之境者也；“其心一月不违仁”，临近贤人之境者也；“其心一日不违仁”，临近君子之境者也。“不违仁”者，必先能“知仁而修习”方可。尚未“知仁”，不知“修习”，却能“其心不违仁”，未之有也。
【2】既生为人，则已具人之形体、人之心性。人之心，有有形之心，有无形之心。有形之心，心脏也，主血脉流通，随人之形体而生，亦随人之形体之死而死，人之形体生死赖之。无形之心，应于物而主思者也。耳目舌身遇物而有所应，由心而定何以应之。
有形之心，心之体也；无形之心，心之用也。心如地，可以载善恶。人之心，当惟载其善，而不载其恶，由此而能于耳目舌身遇物之时惟以善应之，而不为所遇之物而违其善。此即所谓由“诚意正心”而趋于“意诚心正”也。
何以“于耳目舌身遇物之时惟以善应之，而不为所遇之物而违其善”？遇物之时，心动而发“恻隐之心”、“辞让之心”、“羞恶之心”、“是非之心”，此谓之“本心”。若非如此，则私心动矣。私心动，则私意生、私欲起。私意生、私欲起，则趋于恶矣。
“仁”者，“至诚至善”，是人心之成德。既生为人之时，已具“恻隐之心”，此谓“仁之端”。如若“恻隐之心”为耳目舌身所生之欲望蒙蔽殆尽，则徒有人之形体，而失其人之心性矣，此谓“无恻隐之心，非人也”。
此所谓“仁”，兼指“仁义礼智”。总而言之，是“人心之全德”，析而言之，则可谓“仁义礼智”。“恻隐之心”、“辞让之心”、“羞恶之心”、“是非之心”，是“仁礼义智”之“四端”，修德之始也。修养扩充而使之齐全且贯通为一，则是“人心之全德”。
【3】陈祥道先生曰：“仁，在天为尊爵，在人则为安宅。”此言源于《孟子》。孟子曰：“有天爵者，有人爵者。仁义忠信，乐善不倦，此天爵也。公卿大夫，此人爵也。古之人，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。”又曰：“夫仁，天之尊爵也，人之安宅也。”
既然“仁”为“人心之全德”，则人生于天地之间，一言一行无不立足于仁心，则可谓顶天立地之人矣，是故孟子以“安宅”喻“仁”。人心能唯诚唯善，则“人心之全德”可成；“人心之全德”能成，则合于上天生人之心意，不愧于自己之“人生”，故能由天授爵。
《中庸》曰：“天命之谓性”。是故，“人性”乃是“人”得之于“天”，而存之于“人”者也。“人心之全德”谓之“仁”，是“人”之修养所成。以“仁德”而行“人事”，则可以不违背“人道”矣，是故，“志于学”者必始于“志于仁”。
“性”源于“天”而存于“人”，上通于“道”，然而，“性”非直接应“事”者。与“人”而言，“性”如天、如君，“心”如地、如臣，“形体”如人、如民。《道德经》曰：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”君有德而遵道，臣不以之为纲，则庶民不安。
【4】是故，“心”不以“性”为主，则难以“不违仁”，惟有能“尽性得道”者，方能“永不违仁”，亦即“从心所欲而不逾矩”。“知性”而未“见性”者，是其“诚善”之“心”自我作主，而未能以“性”为“心”之主也，虽能有“其心不违仁”之时而不能久也。
然而，“学不可躐等”，学习《大学》之前，必先有孝悌忠信之行而启其蒙昧，而后可以学习《大学》以“明明德”而至于“至善”也；学习《中庸》之前，必先有“诚意正心”之功，而后可以学习《中庸》以“修道、率性、知命”以至于“至诚”也。
进而言之，在学习《易经》、《书经》之前，必先循“四书”之“阶梯”，而后可以学习《易经》、《书经》，以通达天道、地道、人道，从而“以道统德、以德通道”，“以一统万、由万归一”也。学习不循次第，修德不循次第，既不能有条不紊，岂能免于杂乱无章？
6.8季康子问：“仲由可使从政也与【同欤】？”子曰：“由也果，於从政乎何有？”曰：“赐也可使政也与？”曰：“赐也达，於从政乎何有？”曰：“求也可使从政也与？”曰：“求也艺，於从政乎何有？”
鲁国专权之答复季康子，向夫子问子路、子贡、冉有三贤是否可以“从政”，其所谓“政”者，非“正己正人”之“政”，而是从命于上而各以其擅长行事也。何也？季康子本身即不正，其所言岂能合乎“正己正人”之“政”？
然而，季康子虽不正，既然来问，则夫子以礼答之，且夫子所言之“从政”，是从“正己正人”之“政”，与季康子所言虽字同而义实不同。季康子所问者，实为三贤之所擅长，故夫子先言其才艺，即子路之果决、子路之通达、冉有之才艺。
“于从政乎何有”，意谓“从政有何不可”。三贤，能“正己”者也。既能“正己”，则子路之果，决不至于为非作歹、鲁莽行事；则子贡之通达，不至于妄言妄行、自误误人；则冉有之才艺，不至于劫贫济富、助纣为虐。自正而后行其所长方可，能用正人君子可减少过错。
再者，用人之道，当用正者、贤者，亦当用其所场而不求全责备。是故，程子曰：“季康子问三子之才可以从政乎？夫子答以各有所长。非惟三子，人各有所长。能取其长，皆可用也。”陈祥道先生曰：“康子诚能兼用之，则鲁国不亦庶几乎？”然此章之重在于“自正而政”。
6.9季氏使闵子骞（音千）为（音围）费（音必）宰。闵子骞曰：“善为（音位）我辞焉，如有复我者，则必在汶（音问）上矣。”
此所谓季氏，鲁国权臣季孙氏也；闵子骞，夫子弟子之一也。费，季氏之封地也。宰，此指季孙氏之家臣而主管其家事者也。季孙氏欲使闵子骞担任费地之事务主管之职，盖欲用其名声、用其才能，而非用其人，若曹操之“唯才是举”以助成其私欲也。
闵子骞曰：可以替我善言推辞，如果有再次前来言及此事者，则我必定渡过汶水，而到汶水北面之齐国矣。汶上，汶水之北也。何以谓之“汶上”？水之南为阴，水之北为阳；阴为下，阳为上也。汶水是齐鲁两国之界河，其南为鲁国，其北则是齐国。
闵子骞何以离去？君子能“自正”而未足以“正人”者，虽道不能行，能自保其善而不危及其身，不必离开其父母之邦；若既不能行道，又危及其身，则不得已而可离去。圣人堪为帝者、王者之师，无往而不可；贤者、君子则度（音夺）德量力而有所趋避。
陈祥道先生曰：“《家语》有‘子骞为费宰问政’之事，则子骞为费宰矣。盖子骞不愿为费宰者，志也；终为费宰者，不得已也。”《家语》所载，事也；《论语》不载此事，尚其志也。事有不得已，而志不可夺，故闵子骞纵然不得已而为费宰，亦必能守节而不行不义。
